批评家英语|文化批评家朱大可经典语录摘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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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大可，1957年生于上海。祖籍福建武平，客家人。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之一，也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。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，2004年获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现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，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;四川大学、云南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座教授。《新世纪》周刊、财新网专栏作家。

朱大可经典语录：

在零度原创和普遍抄袭的年代，指望把“中国制造”置换为“中国创造”，纯属痴人说梦。

重塑中国文化精神，必须厘清中国文化起源，而文化起源的追溯，则必须从上古神话开始。

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民族愤青，他们总是会产生虚妄的强大感，却又随时可能泡沫般幻灭。

一大堆泡沫都浮在水面上，而有价值的，沉重的东西，它就沉在河底，你看不见它，甚至被淤泥所埋没，只有岁月让河槽干涸了，考古学家把他们发现出来。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命运。

复古就是对现实的不满，任何的对于过去的回忆都是出于对当下的现实生活的不满。

“正确的”知识和观点，从来就不是学习、争论和自行分析的结果，而是至上而下强行灌输的产物。这种思想专制传统，令中国人习惯于统一的思想和声音，无法接纳多元化的意见格局，也从未学会容忍不同观点，更不懂得如何展开以尊重对方为前提的理性争论。

政府不可能被民众骂倒，但它却会被自己的丑行所拌倒。不要埋怨公知和百姓，也不要争议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，而是要学会自我反省和检讨，并不断矫治正在腐化的官僚政治。没有公正的行政体系和正义的文官风格，就不会有良善守法的民众。如果弄不清这个因果逻辑，就不会有清廉的政治文明，也不会有“中国梦”的兑现时刻。

若公众批评不能推进工作的改进，便只能令管理者的诚信/公共形象危机更加深重，这才是真正危险的“负能量”，它正在成为中国改革的最大障碍。

民众不是傻瓜，他们只能被暂时愚弄，却不能被永久蒙蔽。所谓“断开网线”才能改变命运的说法，只能暴露出对网络民智的恐惧和敌意。

在互联网和民粹主义的时代，公知的地位受损是合乎逻辑的。其原因是：第一，公知和伪公知彼此混杂，令人雌雄难辨;第二，即便是真公知，也很容易在利益诱惑下蜕变，丧失独立立场，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;第三，在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思潮中，公知的群体往往会成为被批评和鄙夷的对象;第四，公知是寻常人，而并非圣贤，公知也会犯错，有时甚至犯低级错误，这种错误在互联网上被放大之后，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。

在“一切都在变坏”的时代，面对生存环境的“总体性危机”，公知和民众都失去了耐心，为存在的焦虑所困，但它不应当成为一种文化常态。

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民族愤青，他们总是会产生虚妄的强大感，却又随时可能泡沫般幻灭。民族愤青是最缺乏文化安全感的群体。

在当下的文化阐释风潮里，易中天似乎更注重说书的独特性，而于丹则更注重上镜的表演性。为了赢得普遍的掌声，于丹正在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。

诗歌也许会消亡，但是诗意却将在人间长存。

文学正在像蛇一样蜕变，它失去了古老的躯壳，却利用新媒体，以影视、游戏甚至短信的方式重生。

建立在平面印刷和二维阅读上的传统文学，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兴盛期之后，注定要在21世纪走向衰败。这是新媒体时代的必然后果。

中国文学从这个文学到那个文学，又是伤痕、又是知青、又是先锋派、又是新写实，看上去很热闹，却没有完成作家的主体性人格的建构。作家不是成为政治工具，就是沦为商业门下的走狗。这种两极摇摆的现象，我称之为“跷跷板效应”。什么时候能走下跷跷板，成为真正独立的作家，中国文学就有重生的希望。

文学是一种孤独的事业，写作过程应该是相对封闭的。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跳出这种限定性。假如你每天写一大段搁网上，然后有许多人跟帖对此说长论短，逼迫你根据众人的指点再做调整，以适应他们的口味。这种“双向写作”的结果，只能是作家丧失主体性，而沦为媚众的写作机器。

不存在所谓先锋的“可持续性发展”。只有伟大的先锋，却没有永恒的先锋。对于个人，只要曾经先锋过，这就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。先锋是一种伟大的品质，但没有人能永远(毕生)占有这个头衔。

“自由”是我们的基本权利，这个权利如果不被捍卫的话，任何文化先锋都是无法存在。

在年轻时代，我曾经是激进的先锋，这很自然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自身的激进和前冲的色彩正在变淡，这也非常自然。如果一个人到了八十岁还很狂热，这是很可笑的。我也不能老是扛着前冲的旗帜，走到人生的末路，那样会累死的。

在先锋被市场和秩序收购的同时，先锋就退化成了一种姿态。这种姿态本身是无害的，所以能够成为资产阶级客厅里的消费品。

当下的中国文学，已经丧失了先锋性生成的基本生态，甚至连现实批判和底层关注的立场，也只有北村和阎连柯等少数几个作家在孤立地坚守。这是文学乃至整个汉语体系发生大衰退的时代。我们不幸生长在这个时代，并且注定要为它的衰败守灵。

言情类小说原先还崇尚张爱玲式的小资笔法,现在全变成了大白话,跟《故事会》差不多,离文学越来越远。把这样的东西称之为文学,是对文学的不恭。

山寨文化是后威权社会的必然产物，是民众获得话语权之后的一种社会解构运动，旨在颠覆文化威权的中心地位。山寨版春晚是这方面的范例。它表达了民众对央视的轻蔑和挑战，并营造着一种更为多元的文化格局。在经历了漫长的威权主义时代之后，这种挑战正在成为转型中国的社会常态。

“中国制造”在经历改革开放30年之后，继续在低档、廉价和劣质的层级徘徊，满足于没有独立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规模仿造，由此跌入全球经济链的最低端。我们至今还在这个炼狱里辗转挣扎。

山寨产品盛行的背后，潜藏着“后发国家”的历史性怨恨。

文学没有英雄，但却有自己的好汉。

中国社会的文化病态，它利用市场和广告曲诱导读者，去阅读那些没有营养甚至有毒的精神读物，而不是训练他们学习古典文本，并克服阅读障碍。这样做的结果，只能令世人与传统日益疏远，而沦为商业浅阅读的囚徒。

互联网只是发布平台，而不是写作圣地。

长篇小说的互联网写作(写一段发布一段)方式，只能令写作被读者的意志所支配，而令作者丧失主体性。而没有主体性的文学，只能加速自身衰败的进程。

我常犯错误，知道自己的罩门所在，而且30至40岁之后，便在经历一个缓慢的衰退和下降过程。

中国特色的微博，是一个功能复杂的容器，它既是批评时弊和推动进步的公共对话平台，也是公共厕所和心理治疗室，所以，大量出现“脑残”言论是正常的。

中国教育的关键问题，首先是弄错了教育目标：它要培养的究竟是顺从的小乖，还是独立、完整、健康的人格?其次是弄错了培养手段：它要用“应试教育”来培养听命于“标准答案”的傻瓜，还是要通过质疑、挑战和批判性思维来塑造创造性人才?

大多数日常消费品仍处于低级模仿阶段，文化消费品更是如此，我们至今还滞留在向世界推销“孔子”的原始阶段。

文化批评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职业，它需要专业技术和技巧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文化批评家就是文化行业的鉴定师，其工作范围是对各种文化事件和“产品”做出准确的研判。

我内心有一个乌托邦梦想，即人类是一体化的，它拥有一个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普世宗教，有一个共同的最高神，同时也拥有共同的价值观，但又各自拥有自己独特而美丽的语言、风俗和艺术。正是这种乌托邦想象在推动我的写作。

面对腐败和不公正的现状，仇恨是可以理解的。仇恨为社会批判提供了强大能量。但仅有仇恨是远远不够的，一个精神健康的社会，应当是鲁迅先生和冰心女士的组合体。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向鲁迅学习批判精神，也要向冰心学习博爱，而在终极的意义上，爱才是支撑社会生长的伟大支柱。

中国作为点头文化的策源地，保留了跟“点头”语符对应的各种文化属性：奴性、附庸性、继承性、保守性、拒绝性等等，并由此构成晚期民族性格中的阴影。

教养和国家发达程度呈正比关系。它是文明的旗帜，并据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。只有教养指数高涨的民族，才具备区域和全球领导力，并承担维系国际秩序的使命。而对于无教养的国度，任何华丽的“盛世叙事”，都只能是自我陶醉的幻梦而已。

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，远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重要。教养应当与独立、自由、正义、诚信和个人尊严一起，成为国民的核心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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